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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文明衰亡論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本書描繪了人類光榮與挫折的戲劇性轉折，是不可不讀的文明論。

看似繁榮的背後其實潛藏著衰亡的種子。曾經興盛的文明為何衰亡？本書回顧了擁有遼闊疆域的羅馬帝國崩壞的過程和中世紀通商城市國家威尼斯的興亡，述說繁榮本身存在著衰亡的本質，而其原因有許多共通點。並且，論證衰亡的因子也已經在持續膨脹的現代超大國家美國裡萌芽……。

序章　現在為何要談衰亡論？　　

　　成功中的衰亡種子

　　衰亡論不可思議地有一種吸引人關注的魅力。從古至今，人們已經從各種角度就過去或現在的文明來談論衰亡。舉較具代表性的題材羅馬而言，其偉大的成就與悠久的歷史，其衰敗的戲劇性就不停地被當作為研究對象，此外透過與羅馬衰亡的類推，各時期文明的命運也受到許多討論。甚者，若將上述論述和羅馬尚存時就已經被提出來的「羅馬衰亡論」一併考慮的話，那麼羅馬的衰亡論可以說聚集人們的關心歷時已有兩千年。有關其他文明的衰亡論也很多。實際上，沒有衰亡論的文明或時代是不存在的。

　　那是因為，衰亡論總觸及了人最基本的關心所在。也就是說，衰亡論令我們思考自己的命運。生而為人，無論誰都會對未來抱持不安與期持。這大概肇因於我們是屬於一種有限的存在。只要是人，誰都會思考自己生前的所作所為在自己死後會變得如何吧！如此，我們一方面期待自己的所作所為被繼承下去，這個世間會變得更好，一方面卻又無法拭去對美好事物是否會毀滅的不安情緒。

　　文明衰亡的故事就是在訴說這樣的心情或關心。優異強勢的文明，在其全盛時期看起來總像是會永遠持續下去。然而，這個文明逐漸顯露破綻，力量減弱，接著衰頹。至於為何會演變成如此，實在是教我們不得不抱持關心。

　　接著，若我們進一步探求衰亡的原因，就會察覺到衰亡的種子就存在於成功之中。許多衰亡論的主題就是如此。例如，優渥豐饒使人傲慢且柔弱，因此導致文明衰頹，這種論調一直以來已經重覆了無數次。就連「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都寫道「野蠻國家的民兵」相較於「文明國家的民兵」更具「不可抗的優越性」。這對活在今日的許多人而言應該頗感意外。不過，這正說明了富庶的衰頹效應已經受到普遍承認。同樣地，稍可算作亞當．斯密前輩的大衛‧休謨（David Hume）也曾作論指出藝術或科學一旦完成就會走向衰頹。因為藝術或科學一旦達到高峰，下一個世代就會喪失能夠創造更完美事物的自信、豪情不再，大眾也不再對新的事物表示關心。

　　因此，衰亡論最重要的應該就是能叫成功者謙虛。描繪羅馬崛起過程的史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在其主要著作《歷史》的結尾部分，引用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 Phalereus）指出命運易遷的話語道：

　　「在我們所生存的這個時代，波斯人幾乎支配了全世界的那些波斯人，他們的名字已遭消去，然後過去幾乎名不見經傳的馬其頓人一躍成為全體霸者。你可曾想過，五十年前的波斯人及波斯王，或是馬其頓人及馬其頓王，說不定早就這麼相信。但是，儘管如此，決不與人生妥協的這個命運、總是對我們的預期施以打擊摧毀的這個命運─這個命運，只是將祝福借貸給他們，過不久，讓所有的人瞭解到即將採取其他分配方式的時候終將來臨。」

　　波利比烏斯也評價稱，在第三次布匿戰爭（Third Punic War）中打垮迦太基的羅馬將軍小西庇阿（Scipio）在望著燃燒的迦太基時所述「曾經繁榮一時的帝國(迦太基)，今天滅亡了。我們正躬逢其時，但是我的胸中並無勝利的喜悅，反而哀傷以勝利者自誇的羅馬，總有一天也會遭遇同樣命運的吧！」的這段話，是「如此有政治家風範又深謀遠慮」的發言再難尋得。衰亡論所帶來的命運感，令人們深謀遠慮。

作者簡介：

高坂正堯

高坂正堯為日本知名國際政治學者。1934年生於日本京都，哲學家高坂正顯次男。1957年京都大學法學院畢業，1984年獲法學博士學位。他在1963年發表的〈現實主義者的和平論〉（現実主義者の平和論）給當時日本的論壇帶來重大衝擊。1971年就任京都大學教授，並且擔任過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理事及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私人諮詢機關「和平問題研究會」主席。1996年（平成8年）因肝臟癌逝世。高坂教授作育英才無數，如歷史學者中西輝政、戶部良一等人皆為其門下生，政治家前原誠司亦曾受其指導。

主要著作有:

《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1965年）、

《宰相吉田茂》（1968年）、

《古典外交的成熟與崩壞》（古典外交の成熟と崩壊／1978年）、

《文明衰亡論》（文明が衰亡するとき／1981年）、

《從世界史中思考》（世界史の中から考える／1996年）

　　高坂正堯（1934年5月8日－1996年5月15日）日本國際政治學者、法學博士、前京都大學法學院教授，為提倡「近代的超克」的哲學家高坂正顯的次男。

。作為現實主義論者享有盛名。專長為國際政治學、歐洲外交史，但由於其見多識廣，故作品也遍及日本的歷史讀物。

　　高坂在大學時代師事於國際法學者田岡良一及政治學者猪木正道。猪木在高坂逝後曾回憶道：「高坂在我所教導的學生中，是首屈一指的天才。」

　　高坂開始廣為世人所知，其契機是在《中央公論》雜誌上的活躍。高坂在該雜誌編輯部副部長粕谷一希的委託之下，於自哈佛大學留學歸國後的1963年，就立即在《中央公論》上發表〈現實主義者的和平論〉在論壇中登場。高坂在該文中，一方面肯定坂本義和等人主張當時日本外交應為之路線的「非武裝中立論」在道義上的價值，一方面又指出其實踐上的難處，主張以軍事力為後盾的外交政策有其必要。

　　甚者，高坂於1964年討論吉田茂的〈宰相吉田茂〉一文，針對吉田茂的內外政策，由吉田構築起來的日美同盟基礎、重視經濟的戰後外交路線給予極高評價，使得當時論及吉田就偏向否定的風潮為之一變，為吉田茂路線的正面評價扎了根基，影響至今。此外，同年發表的《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談論島國日本應以海洋國家戰略、和平的發展為目標，往後也展開了充實這個觀點的論述。以這些論述為契機，高坂在三十歲前後就確立了代表現實主義之意見領袖的地位。

　　高坂自冷戰時代開始，對於共產主義國家則與國內中立主義同樣，在肯定其理想所持之魅力和意義的同時，又採取批判的態度。往後，不僅在時事的外交評論，在包括國際政治學、文明論等廣泛領域中也展開銳利的分析和建言。其論述可說探求了即於人類本性的權力結構。

　　由於高坂在當時以進步的文化人士為主流的論壇中，罕見地是重視美國的論者，因此不僅是作為意見領袖的言論活動，在1960年代以後也長期擔任以佐藤榮作、大平正芳為首的自民黨政權的智囊。尤其是在大平正芳設有幾個學者專家研究會，長期進行政策檢討的內閣中，於其中一個「綜合國家安全研究小組」中擔任負責人，從事實質整合報告的工作。也有論者指出，該團隊主張不只以軍力來追求國家安全，也綜合外交政策、經濟、能源及糧食等等來致力於日本國家安全，這可說是實現高坂給予肯定評價的戰後外交路線，以戰略性建言而撰寫了報告書。其後，在1983年設置的中曾根康弘首相的私人諮詢機關「和平問題研究會」中也擔任主席，從事重新檢視防衛費用比例1%的建言，提議重新檢視被視作當時防衛力整備之理論性根據的基礎防衛能力。

　　在研究活動外，他也曾在日本新聞節目中擔任討論來賓，在節目中曾有交流的評論家田原總一朗給予「他人難以取代」的高評價。高坂在從京都大學教授退休後，原本預定擔任將於2000年設校的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校長，但卻於1996年因肝臟癌逝世，享年62歲。死後，各雜誌皆安排了就政治學者而言算是特例的追悼特集企畫。另一方面，有鑒於他對戰後日本言論、現實政治的重要影響，以高坂為對象的研究評傳也出現了。

　　高坂生前作育英才無數，在京都大學的門下生有中西寬、坂元一哉、戶部良一、田所昌幸、佐古丞、岩間陽子、益田實、中西輝政等等，在栽培眾多研究者的方面也享有盛名。前民主黨黨首、眾議院議員前原誠司亦曾修習高坂教授所開課程。此外，他和其他大學出身的研究者亦不計關係遠近地相互交流，備受沒有師徒關係的猪口邦子等研究者信賴。